2016-01-04  人民网

周宝林在厦门马拉松比赛中。梁璇/摄

昨天上午冲过厦门国际马拉松赛的终点时，周宝林最先放松的是嘴，被他叼了将近10公里的一次性纸杯轻轻落在腿上，边缘早已被咬得稀烂，而另外需要放松的地方是手臂和肩颈，但他只能微微直起身，松开一只手，用牙“摘”下手套，而眼睛还得看着前面的人群，另一只手随时要刹车。

不少双手叉腰或用手拍着大腿的参赛者一看见他，就喘着粗气就跑过来和他自拍，有的会向他竖起大拇指说一句：“好样儿的，向你学习。”有的什么都不说，比个剪刀手便匆匆跑开。一群记者拿着相机围了过来，周宝林竖起了两根缠着胶布的大拇指，眼神看会儿镜头又瞟一下车轮，“生怕撞到别人。”快门声“消停”之后，周宝林才用一只手把腿上的杯子塞进捆在腹部的小包里，从里面抽出手机，请从身边跑过的人帮自己拍张照。

或许因为“腮帮子酸得很”，镜头中的周宝林笑得并不自然，他坐在一辆白色的竞速轮椅上，头戴白色安全头盔、脚蹬荧光绿的足球鞋，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着自己的装备：“我的身体就像面条一样软，爬坡时只能把重心放前，整个人趴车头上，不然就会向后翻”，“我原来喜欢足球，但现在没机会踢了，至少可以穿个球鞋吧，另外，足球鞋底有胶钉，能把我的脚更好地固定在踏板上。”

当周宝林的身体突然需要“固定”的那年，他36岁，当初被诊断为“高位截瘫”后的无助与绝望，在现在已经51岁的当事人口中变成语速极快、逻辑清晰的回忆，只有在谈到以前热爱的国标舞和滑雪时，“那种像飞一样潇洒的感觉”才能让他眼中流出眷恋。

2000年12月，在美国创业的周宝林回国出差，却一夕之间倒在病床上，醒来后却发现自己脖子以下已经不能动弹。他被转入重症监护室，经历了“使用大剂量安眠药也无法入睡”的8天8夜，也经历了5次换血的痛苦，但“可以接受拄着拐杖，行动不便”的妥协仍是无法企及的心愿，周宝林只能赤条条地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着各种粗细不一的管子，看着各种液体滴入再流出自己的身体，他清晰感觉到，离开他的还有“尊严”。

让周宝林感到恐惧的是，他并非是濒死的状态，这让他能意识清楚地接近死亡，“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，于是录了3份医嘱分别给妻儿、父母和医生，我告诉父母，我要去北欧做课题，四五年不能回家，算是给他们打预防针，给医生的，其实是捐献遗体的意愿。”周宝林没有顾及到越来越密集的雨滴，继续沉在回忆里，“但我最后发现，我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。”于是他开始祈祷命运放他一马，至少还有能力照顾家人、还清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费，“而不是成为让大家跟我一起沉船的船长。”

所幸，两天后当他被针扎醒时，他的瘫痪部位从脖子退到了胸部以下，这让他有了自杀的能力，更让他明白了好好活下去的责任，“我不再极度焦虑地关注身体的不便，而要接受改变，甚至知道‘改变’在敲门，打开门，拥抱她。”两年后，他为自己打开了回国的大门，在将哈佛商学院、麻省理工学院的各种培训课程引进国内的同时，也将青少年教育和残疾人融入社会作为自己想履行的“责任”。尤其在2013年，采用“提前4天不吃固体食物，只吃蛋白粉，把肠道排空，用膏药封住肛门”等措施，跟随独腿残奥冠军侯斌走进莫贺延碛戈壁，完成4天3夜的穿越后，周宝林意识到，体育才是挖掘内心潜能的最佳教育手段，“我瘫痪后，生活里几乎没有体育，有时候在家看滑雪、冲浪、国标舞的比赛偶尔能评论几句，但很快又会感到失落，没想到这样的我最后能穿越戈壁。”

从那以后，周宝林每年会陪同一些青少年和家长去一次戈壁，但他也明白，对于蹲守在阴影里的大部分残疾人群体，行动风险和经济成本相对高昂的戈壁穿越并非走进阳光下的选择。直到2014年，在一个朋友的启发下，他报名参加并成为首位完成雅典马拉松全程的高位截瘫者，沿途那位背着过世丈夫照片坚持完赛的女士、携手在赛道上“蹒跚”的八旬老夫妇还有骑车为妈妈喊加油的孩子让周宝林意识到，马拉松不仅是单纯地奔跑，其精神中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或许能帮助更多残疾人走出阴影，“我们这个群体的大部分，都在等待社会的法制、公共政策和人们的观念都准备好了才敢出来，但我不相信被动等待就能实现。”

2015年7月9日，周宝林拨通了北京马拉松组委会的电话，向对方讲述了自己想参加马拉松的意愿及完赛能力，不料遭到了拒绝。“之前有很多国内的马拉松邀请过我，所以我完全没想到会得到否定的答案。”于是，他在朋友圈发出了“我要跑北马”的心愿，这一举动让周宝林的朋友纷纷用跑步的方式支持其参加北马，并在短短几天内掀起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照片接力高潮，“北马：轮椅上的马拉松，从0到1！我支持，我行动！”成为广大跑友呼吁北马对轮椅选手开放的口号。

9月20日，在周宝林的强烈呼吁下，在有关机构，包括60多万支持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网友的支持下，已经举办了35年的北马首次接纳轮椅跑者参加。周宝林和另一位轮椅跑者文超背着一个自己设计的号码布C85000001和C85000002，“坐”到北京马拉松赛道上，“代表中国8500万残疾人，以我的跑马唤起社会对广大残疾人的关注，让残疾人群体也能积极融入社会，履行立己、励他、利社会的责任。”

但对周宝林而言，这次突破仍远远不够，毕竟在他此后向深圳马拉松、上海马拉松以及厦门马拉松的申请中，得到参赛机会也并非易事。“邮件没人搭理，三天两头打电话询问，最后还要靠网友的声援或相关部门的介入才能得到解决。”周宝林的朋友曾想帮他通过私人关系报名，但被他当即拒绝，“我报名跑马不是为了个人需要，而是想让国内的马拉松赛事对残疾人群体多一些公平、开放与包容。”

为此，周宝林组建了两个跑团，一个针对青少年，另一个则由轮椅跑者及志愿者组成，他选择了轮椅和地面交汇的“锵锵”声为跑团命名，可惜多方争取后，有资格参加厦门马拉松的还是只有周宝林一个人。

距离厦门马拉松鸣枪还有15分钟时，周宝林在一个跑友的帮助下，从7号检录区的人群中挪出来，他弓着背，一只手扶着车头，另一只手轻轻拍着挡在前面的人的腿，喊着“劳驾，让一让”，“啾啾”作响的警报器在嘈杂的音乐声中没有丝毫作用，周宝林的轮椅从移动厕所后面的窄道通过，他眼睛直勾勾地看向起点，顾不上车轮碾过沾水的塑料袋蹭湿衣服，终于在8点05分挤进主赛道，挤在挥舞双手的人群中通过了起点。

直到3小时40分钟后，腰间缠着的透明水袋早已瘪作一团，无奈使用了一次性纸杯的周宝林只能叼着水杯冲过终点，“要实现绿色马拉松，不能让一点垃圾落地。”他指着胸前“关注绿马行动”的字样，不放过任何身边人找他要联系方式的人，而这几个字下方的号码布上，“国际马拉松”几个字，已经在他曲着身子的摩擦下不再清晰。

(责任编辑 黄燕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