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黄纯斌

那年我12岁，我第一次站在中学校园听着钟声，心情激动。钟声提醒我：已经告别童年，步入中学时代，这是人生又一阶梯。

故乡中学在梅州山区的大坪小镇，校园建筑在风景秀丽的山坡上。一进校门，是能容纳万人的大操场，教学楼掩映在翠林修竹之中。远处望去，校园与山脉溶为一体，静谧，神秘，颇有几分仙气，是蕴含灵气的风水宝地。

在庄严的钟声中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愚昧荒诞情景。

我上中学时，“文革”已进行了几年，学校乱了套。一些教师受批判，校长、教导主任人格被侮辱，学校领导班子已经解体，取而代之的是革委会。校园没有纪律，上课时，有的学生在宿舍睡觉，有的在校外遛达，老师不敢管也无法管。好长时间才领到唯一的课本《工农兵知识》，内容是如何种水稻、如何开手扶拖拉机、如何修柴油机、如何用步枪打飞机之类。一位白发苍苍的教师私下慨叹：古人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如今也许一部《工农兵知识》足于定国安邦了。

客家山区学校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老师和学生捆在一起，老师吃住在学校，难分上下班时间，学生有问题随时可以请教老师。他们多数人终身从教，勤奋教学，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文革一来，一些相当造反英雄的学生，视老师为玩物，要批就批，要斗就斗。师道沦丧，学风蛆死。老师谁还去管学生呢？教师不象教师，学生不象学生，课本不象课本。所谓文化革命“革”出来的学校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奇特最不可思议的怪胎。

中学是青少年求知的黄金时代。我们这批中学生的绮丽年华却消耗在无聊荒诞的岁月中，成了迷惘的一群。当时，高考制度被取消，同学们看到读书找不到出路，求知欲消失。所思所想，所言所行，都不是今天的青少年能够想象的了。

学校是典型的客家校舍建筑。东院西院是解放前老祖宗留下的宗族学校旧址，古典式的回廊砖瓦房。解放后扩建了一至六院教学楼，错落有致。年年岁岁，家乡的学子们从这儿走出山乡，走向五湖四海，走向文明。到我们这一代，景况大变。学生们无心上学，无文可谈。东院是男生宿舍，架子床上塞着八至十人，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学生可以随意混住，是当时一景。晚上热闹非常，催人入睡的晚钟响过，也无法使宿舍安静下来。学生们躺在床上，谈的多是无聊话题。梅州流传甚广的清末客家才子宋湘的风流故事，不知听了多少遍，还有些不堪入耳的下流笑话。我想不到中学生活是这个样子，偶有微词，年长的学生就说：你懂什么？学校本来是下流场所，俗话都说“头庵堂，二学堂”。知道吗？我目瞪口呆！

也许此说有因，后来看书多了，知道从明代到清代，科举考试的地点设在南京夫子庙前脏乱的秦淮河边，文人学士云集此地，谋钱的妓女纷至沓来，庆贺士子们的成功或慰抚科场失意者，秦淮河成了得意或失意的士子们寻欢作乐的风月场所。风流才子们以嫖妓猎艳显示身份或才情，并有许多艳情故事流传下来。现在书摊上许多明清的香艳小说或可称为“狎妓文学”的文化垃圾，大抵是那些才子们的杰作。谬种流传，波及后世。有人把学校与风流场所相提并论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文革时期的学校，早已文气荡然，学无所学。似乎只有校园的钟声不断固执地响着。

这是一个自制的钟，它不是良工巧匠铸就的古典名器，也没有黄钟大吕之声。严格说来，它不是钟，是一尺多长的钢管，用铁线吊起来。铁锤一敲，声传数里，清脆悦耳。司钟的是一个很秀气的男教师，他忠于职守，不管学校的秩序多乱，他总是守时有秩，晨昏鸣钟，有板有眼。“当，当当，当当当”三个音符，组合成不同的作息钟声，成为学校存在的一个象征。

岁月在钟声中流逝，教师在沉默中叹息，学生在迷惘中或狂热或消沉。如果说那时还有一点儿文化气息，是学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，学生自创自演节目。我一位同学好友、师生公认的才子，创作了独幕山歌剧《水往高处流》，表现农民战天斗地学大寨，引水上山的壮举。听说剧本还被送到省里获得好评。当时的文艺大体是这个调子。学校还流行一首歌：“我是红领巾，生在新农村，从小志气大，决心当农民。”大家都口是心非地唱，其实没有一个学生读书是为了决心当农民。我高中的语文教师对世事洞若观火，曾私下对我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人活在世界上要有志气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不求进取的学生不是好学生，学生时代不立志进取，将来肯定会后悔。”他的话如警钟长鸣。课堂无文，我就想办法找小说之类的书，躲在后山的小松树下看，从前人的经典著作中汲取营养，增长知识，直到晚钟响起……

我在校园钟声中度过了四个春秋。

令我奇怪的是，当时学校一切都乱了，教师被学生随意抓来批斗，公物可以随意被破坏，这一尺多长的钟却没有人敢去乱敲，这里面是否也隐含着某种深层意味的东西？

1996年，我出访法国巴黎，听到了巴黎圣母院的钟声，我顿时肃然，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思绪潮来，脑海里骤然回响着校园的钟声。

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是上帝的召唤，召唤世人扶危救弱，去恶行善。它象征着强大的宗教精神和西方文明。

在无文化可言的年代，校园的钟声还在闭塞的客家山村响起，也象征着我们汉民族的文明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客家人的历史跟汉文化有着更深的渊源。据学者考证，客家人是比较纯正的汉族人，论据是：中国受外族统治多年，难免杂处通婚而异化。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，大都居住在偏僻的山区，为保护自己，习惯于部落式的生活，基本没有被外族异化。梅州是客家人的聚集地，有客都之称，他们崇尚文化，读书蔚然成风，汉文化的血脉流传，遍于山野。解放前，纵使是穷乡僻壤，也辟有良田名为“公饷田”，其用途之一是资助青少年读书。有点类似现在的公费奖学金，“卖田卖地也要让子孙读书”是祖宗明训。在我的故乡，一对家境贫困的父母，毫不犹豫地卖掉赖以栖身的房屋，供子女上学，其子女终于跨进大学校门。客家学子求学刻苦，青灯如豆，晨昏执卷，松明灯下苦读书。故乡一位受“血统论”影响没有上过高中的学生，凭着自己的刻苦用功，一举考上大学。一位执着追求的学生，以惊人的毅力连续八年应试，终于进入高等学府……凡此种种，都表现了客家人勤学上进的精神。

纵观历史，强大的汉文化从来没有被外来的暴力征服摧毁，纵使暴虐的势力能猖獗于一时，最终总逃不过灰飞烟灭的命运。造就一个民族的是文化，而不是酷戾的强权，历史是这样明明白白地书写着。尽管“文化大革命”狂风暴雨袭来，摧花折柳，扫尽斯文，但校园钟声仍然执着地提醒世人：立国立身，以文化为本！

那年头对文化的反动，已成为不堪回首的云烟一梦。如今，故乡校园的钟声仍然清脆地响着，他召唤青少年告别愚昧，走向文明，走向风云变幻又充满希望的未来……

离别家乡走向都市有年。回到家乡，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走向校园，走向鸣钟之地，凝望那曾经高悬着一尺多长钢管“钟”的树木，小立一会，回味往事，思绪连翩……

 （此文刊登于1998年7月5日《南方日报》）